于暉夾了塊咸菜放進她碗里：“這就對了。你媽要是還在，肯定也支持你——她當年在紡織廠，不也總說‘女人要自己有本事，才硬氣’嗎？”

煤爐里的火噼啪響，映在兩人臉上。江蕙英看著碗里的玉米粥，突然笑了——她想起小時候，母親把廠里發(fā)的肥皂省給她洗書包，現(xiàn)在她自己能賺夠買一箱子肥皂的錢，還能幫鄰居進他們需要的布料，這樣的日子，比“鐵飯碗”更讓她踏實。

周日的清晨，江明背著帆布包站在青磚小院門口，手里攥著封上海復旦大學寄來的信——信封上印著“分配通知”，里面寫著“擬分配至鶴崗礦務局，從事宣傳工作”。他的手止不住地抖：鶴崗離哈爾濱幾百公里，煤礦的條件他早有耳聞，下井的工人住的是簡易棚，冬天沒暖氣，而且“宣傳工作”說白了，就是幫礦上寫黑板報、整理會議記錄，跟他學的中文系專業(yè)，一點關(guān)系都沒有。

“哥，你怎么來了？”江蕙英打開門，看見他臉色發(fā)白，趕緊拉他進院。江明把通知書遞給她，聲音發(fā)顫：“學校說……說我檔案里少了‘三好學生’證明，只能分配到鶴崗——我不想去煤礦，我想回哈爾濱，哪怕去電機廠當文書也行啊?！?

江明的父親以前是電機廠的鉗工，母親是紡織廠的倉庫管理員，他們一輩子都在哈爾濱的工廠里干活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兒子能留在身邊，找個安穩(wěn)的城市工作?，F(xiàn)在要去鶴崗煤礦，他怎么對得起父母的遺愿？

于暉端著剛煮好的面條走過來，放在江明面前：“先吃口熱的，慢慢說。你那‘三好學生’證明，是不是落在學校的檔案室了？”

江明扒了口面條，眼淚差點掉下來：“我打電話問過了，檔案室說‘找不到了’，讓我寫情況說明，可分配名單下周就要定，根本來不及——而且就算補了證明，也不一定能改分配，學校說‘哈爾濱的名額早就滿了’?！?

于暉放下筷子，想起重生記憶里1983年的事——那年省委辦公廳缺個“文字秘書”，要求“中文專業(yè)，有寫作經(jīng)驗”，原本分配給哈師大的一個學生，可那學生嫌“省委規(guī)矩多”，改去了中學當老師，這個名額最后空了下來，被調(diào)劑給了一個原本要去縣城的大學生。

他不能說“我知道省委有空缺”，只能換個說法：“你有沒有想過，跟學校申請‘調(diào)劑到省直機關(guān)’？我聽分局的李科長說，最近省委在招秘書，要求‘中文專業(yè)，會寫材料’，你在學校不是發(fā)表過散文嗎？把那些作品附在申請里，說不定能成?！?

江明愣了愣：“省委？我能去嗎？”他覺得于暉是在安慰他——省委在哈爾濱的中山路，門口有崗哨，他小時候跟著父親去市里，遠遠見過一次，覺得那是“高不可攀”的地方，他一個工人家庭的孩子，怎么可能進去？

“怎么不能？”江蕙英從抽屜里拿出江明的剪報——那是他在上海的《青年報》上發(fā)表的《工廠里的春天》，寫的是電機廠工人加班趕生產(chǎn)的事，“你寫的文章接地氣，省委肯定需要你這樣的人。而且你是哈爾濱人，申請回原籍機關(guān)，理由也充分。”